州的民間信貸問題本來是小地方的小事，但溫家寶總理親臨溫州考察後就成了國家大事了，大家都在談“救溫州”。問題是，溫州到底怎麼了？為什麼需要全國救溫州？

溫州模式錯了嗎?

溫州模式突然再次被關注，一如以前，仍然是從負面的角度來關注，但首先要理解到底什麼是溫州模式。我個人認為，溫州模式有這樣幾個特點。首先，溫州商人始終立足於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，堅持市場的立場，不是跟著政府的指導、被“計劃”引路。這才是真正的商人安身立命的根基。 其次，溫州商人始終在與政府的政策博弈，有自己的生意經和投資經。過去投機倒把是一個壞詞，今天大家也理解了，在沒有任何政策資源的條件下，商人的投機倒把恰恰是捕捉市場變化的正常經營行為，無可厚非。其實不僅商人在投機，我們的改革歷史也是一部採用機會主義政策的歷史。這是求生存的本能。最後，溫州商人是從實業起步，逐步聚焦到金融。當年溫州是從做針頭線腦等蠅頭小利的生意起家的，但現在提到溫州，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地下錢莊和民間融資。這就是溫州的變化。最近參觀了溫州博物館，感受到了南宋浙江永嘉學派的重商功利思想對溫州商人的影響──實用而不是信念決定選擇。

這個溫州模式是非常成功的，溫州產生了巨大的中小企業群體，創造了無數優秀的品牌，溫州商人和生意走向了全世界，而且溫州商人的抗風險能力極強。這麼多年來，宏觀經濟一有風吹草動，各級政府和傳媒都喜歡到溫州抓典型、找問題。但是，每次調整一過，溫州又迅速發展起來。抗風險能力是溫州重要的競爭力。

為什麼溫州在全球各地可以獲得成功卻在中國經常是負面典型? 溫州模式給了全國中小企業最豐富的創業和成長經驗，為什麼總是在低潮時期被批評和打擊? 溫州模式在政府眼裡到底是好模式還是壞模式?

我認為，之所以有溫州模式，恰恰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，溫州始終是徹底市場化的區域，是一個參照系。特別是過去十年來，國有經濟高歌猛進，把民營經濟都排擠到牆角了，溫州模式就更有現實意義了。溫州模式是成功的，在一無所有的環境中創造出這麼大的企業家群體和產業，溫州模式值得驕傲。

民間金融怎麼了?

提到溫州，就要談民間金融。民間金融長期被忽視、被打壓，但我們需要從更高的層面來討論民間金融。我創建了一個中國金融博物館，一直關注中國金融歷史的演化。民間金融在全世界始終是合法的，現在的全球金融巨頭都是從私有的民間金融發展起來的。直到百年前的辛亥革命，中國的民間金融也是合法的，民間的錢莊和票號甚至擁有鑄幣權，可以發行地區貨幣。

金融不過是一門生意，沒有什麼神秘的地方。但中國政府始終與民爭利，要把金融壟斷在自己手裡。不容許老百姓搞金融，對已經運轉幾百年上千年的民間金融進行封殺，把一門正經生意變成非法，貼上了諸如特殊產業和國家經濟安全之類的標簽。

有趣的是，上世紀80年代政府清理民間融資時數量僅在20多億，打擊了二十年，結果現在到了幾千億，也有上萬億之說。這就出現了邏輯問題──如果它是壞的，打擊這麼多年為什麼卻越打越大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？那麼一定是政府無能。另外，浙江當年沒有多少國有資產，也沒有多少國有銀行的貸款，中小企業卻發展成為全球的奇跡，這其中溫州民間金融功德最大。

我們老是講民間金融放高利貸擾亂金融秩序等等問題，但什麼是高利貸不應該是政府說了算，而應當是當事人來判斷。而且，當一個個國有金融機構口口聲聲為客戶服務卻始終旱澇保收的時候，這可能才是高利貸。當中小企業大發展時，中國的銀行業大賺錢，這是好事。可是過去幾年，中小企業都虧損時，中國的銀行業卻更賺錢，不與企業和消費者共存亡，這還不是高利貸嗎?

以我二十多年的金融從業經驗來看，真正擾亂中國金融秩序的是國有金融機構。行長是政府任命的，利率是根據政策不是市場決定的，從老百姓手中收集的社會資金本來都是公共資源，卻都投向了政府項目，造成了十幾萬億不良資產。五六年前，四大國有銀行本來已經技術上破產了，但通過剝離不良資產、注入外匯儲備和包裝上市來華麗轉身卻變成了所謂的世界優秀銀行。

我認為溫州才是真正金融家的土壤，市場定價、市場選擇行長、市場淘汰機構。可惜，我們沒有給他們環境讓他們合法公開經營，從而發展成為真正的銀行。只要允許按國有銀行一樣剝離不良資產，同業互注資金，給上市的機會，這些民間金融機構將是非常健康的。

不久前，浙江省有關機構準備建立一個民間金融的監管中心，我的建議是，如果從來沒有幹過民間金融，也不了解市場需求，泛談監管意義不大，還不如叫民間金融的服務與促進中心。所謂規范管理的核心應該是服務，而不是封殺和摧殘民間金融。

自下而上的金融創新更重要

我注意到溫州當地報紙對溫家寶總理來溫州歡欣鼓舞，對溫州成為國家的金融改革試驗區抱有很大期待。我不以為然。三十年前的改革需要一批有視野能擔當的精英們的高層設計，依靠上層政策推動基層的變化。現在，市場經濟已經發展起來了，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推動，還是要自下而上地發動。

溫州問題只能依靠市場智慧，不是政府救濟。市場上有更多的變通辦法，例如擔保、租賃、抵押和保理等中間業務應當凝聚力量，實現集團化和跨域化經營。民間金融不能始終停留在做生意的階段，要學習做公司，有長期經營戰略，健全公司治理和財務透明度。

實際上，股權投資是一個重要轉型機會，可以幫助民間金融從地下走到地上，通過公司運作方式進行投資，不是像現在這樣簡單的集合資本炒樓盤、炒棉花、炒大蒜和炒股權等，而是從賭上市機會到賭公司的經營狀況。

溫州需要良好的輿論和政策環境

溫州目前需要一個良好的輿論和政策環境，不要妖魔化溫州，更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提出空洞的口號和政策，這只能是透支政府的信用。例如，當年提出的支持中小企業的36條，過了五年又提出新的36條，我仍然看不出來有什麼機會可以實現，也許過幾年又要出新的新36條了。

對政府來說，應該提出些具體的能落實的措施，例如，10月12日國務院提出的給小型和微型企業減稅的政策。另外，可以考慮建立重組基金來支持重組公司。中央可以給四大銀行注資幫助重組，民間企業沒有這個條件，但可以在地方政府層面上建立一些重組基金。公司有了頭寸問題，只要不是破產就應該給機會重組，逼迫它破產通過強制執法來清算這些有問題的公司，實際上是再次剝奪。特別是公檢法系統應該保持距離，別越位執法或非法介入清算。

最近，從報紙上得知許多“跑路”的商人這幾天又回來了，這是好的現象。至少比起七八年前清算德隆集團的時候要大有進步。另外，能不能允許建立中小企業銀行？給溫州一個試驗的機會，讓它建立十個小銀行與大銀行競爭試試？

總之，溫州不需要被救，如果有良好的輿論和政策環境，溫州可以自己渡過困難，而且，如果溫州能有機會依靠市場的力量來戰勝危機，給全國中小企業一個模式，那就不是全國救溫州，而是溫州救中國了。